《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美]肖恩·威廉·米勒著，谷蕾、李小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288页，68.00元《圣经》曾记载伊甸园在东方，那里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基训河和比逊河四条滋润人类的河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óbal Colón）将印度作为其航海的梦想坐标，却惊喜地发现了一片未经开垦的富饶大陆。五百多年前，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考察南美洲东海岸时提出这是一块新大陆的构想，因此获得美洲以他名字命名的“殊荣”：美洲“阿美利加”（America）是其名“阿美利哥”拉丁文写法的阴性变格。阿美利哥曾描述：“如果这世上有人间天堂，我认为它一定离此地不远。”这个离人间天堂不远的地方便是拉丁美洲。当伊比利亚人第一次踏上这片极具异域风情的大陆时，惊讶于眼前壮丽的自然风貌，将它视作上帝构造的伊甸园。人们从未见过这里光芒耀眼的金刚鹦鹉和绿咬鹃，成千上万的奇特物种打开了欧洲人遐想的脑洞，叹为观止的自然奇景让他们将伊甸园的中心重新构想在了南美。1656年，知名学者安东尼奥·德·莱昂·皮内罗（António de Leon Pinelo）出版的《新世界的天堂》给予起源伊甸园的四条河流新的名字，它们是亚马逊河、马格达莱纳河、奥里诺科河和拉普拉塔河。五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提起拉丁美洲，依然会为其魔幻神奇的大自然拍案叫绝：长满奇花异果的热带雨林、沃野千里的潘帕斯草原、延绵不绝的安第斯山脉，还有气势磅礴的伊瓜苏瀑布、鬼斧神工的阿塔卡玛沙漠和皓月星辰的天空之境，既纯美又狂野。这最初被视作天堂的伊甸园孕育了生生不息的美洲文明，那么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古印第安文明曾如何在大自然中获取所需、求得生存和发展？又如何因殖民的到来无法延续？欧洲殖民者的征服如何改变并破坏了美洲的自然风貌？历经几个世纪，在新旧文明碰撞后的当下，现代拉丁美洲人的生态意识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如今拥挤不堪的拉美城市会走向文化崩塌，还是迎来新的发展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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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肖恩·威廉·米勒（Shawn William Miller）撰著的《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中得到了解释。作者从环境视角出发，记述了新热带地区人类与自然的历史变迁。全书以空间为经，从墨西哥和加勒比海至南美洲最南端；以时间为纬，跨越大约六百年历史，用一个个不同主题的历史片段，串联起新大陆发现前后的环境史全景。从肥沃土地的热带农业、阿兹特克人的饮食策略，到征服带来的瘟疫爆发、物种的极大丰富，再到植物疾病、城市污染、运河开掘和墨西哥城的“陷落”，人们意识到，在自然面前，人类的欲望在历史中始终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同时，无论飓风、洪水、地震、海啸，还是自然的甘蔗、白银、木材、钻石和石油，甚至从天而降的鸟粪和漫山遍野的香蕉，这些自然之物都对拉美文明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由鸟粪引发的战争、“香蕉共和国”的出现、崎岖地形带动的筑坝潮和封锁引发的古巴种植潮则表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较量从未停止。
新旧世界的碰撞
在寻找新大陆途中的《航海日记》及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件中，哥伦布详细描绘了美洲大陆辽阔富饶的自然风貌和热情淳朴的印第安人风俗，吸引众多欧洲殖民者纷至沓来，而其后的征服者如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弗朗西斯科·罗培斯·德·葛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和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已对美洲自然美景熟视无睹，转而将重心放在对美洲异族文化的镇压上，因为他们认为，“美洲的自然环境早已臣服于美洲印第安文化”，只要帝国权力移交，他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占有美洲的自然环境。于是他们登陆人群聚居之地——此时的美洲文明和部落已遍布整片大陆之上。
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美洲的不同部落民族从事着各种形式的农业，阿兹特克、印加和图皮只是美洲古老文化传承的一隅，却也依靠各自独特的自然地理优势发展不同的农业技艺：阿兹特克人的“水中田畦”提供了美洲最先进的湿地耕作方式，印加人的梯田开发创造了富有生产力的农业，图皮人凭借刀耕火种清理森林、开垦耕地，亚马逊人的洪水农业为集约化耕作提供肥沃土壤，其黑土策略也提高了土壤生产力。印第安文明为如今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农作物——玉米，还培育了马铃薯、木薯、大豆、鳄梨等其他食物。
印第安人将自然看作与人类相当甚至高于人类的力量，为了生存，他们不会过度消耗自然，而是有节制地加以利用，如图皮人不为后代开采自然、不为财富剥削自然，这与欧洲基督教认为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可以征服、操纵和开采自然的观念截然不同。可以说，印第安人对自然抱有既恐惧又热爱的矛盾心理，因为畏惧，他们将自然元素与神明联系起来祭奠供奉；又因为热爱，他们饲养花虫鸟兽，尊重每一个生命，认为万物都浸润着某种精神，如基切族就相信自然界每个生物都有与之形影不离的保护神纳瓦尔，会在孩子幼年时就教育他们如何与大自然建立联系。当然，印第安人也有因超出基本生存的需求而超量消耗自然的时候，因为人类文化普遍会进行“超出生存需求的消耗”，尤其当社会出现等级区别，需要以消费水平高低体现等级尊卑之后。阿兹特克权贵热衷于奢华装扮，却对贫民加以限制，甚而要求贫民奉上贡品以满足自身的贪婪需求；印第安人在消费欲望增长之后，也不断加大对自然的索取；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出于宗教信仰，需要大量杀戮动物以完成祭祀。此时，面对人类不同层级的贪欲，自然的神圣地位就退居其次了。换而言之，一旦人类温饱不愁、有了栖息之所，便“将视线转向追求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愉悦与幻想”。某种意义上，人们期待的环境可持续性也基于人类需求的不断满足，为此，人类需要通过节制来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系统。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居住千年后，早已摸清自然的底线，为了与自然共融，他们探索出了不同的路径：历经几个世纪形成的极为克制的农业生产方式、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造林措施、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及节水措施、狩猎时节范围的限制及放生雌幼的管理政策等等。印第安人强烈的土地归属感使他们面对自然时更能保持节制，而且，他们笃信自然是神明的化身，通过悉心爱护环境以及虔诚的祈祷和祭祀，就能避免灾害，从而“永远保住自己的家园”。
《被入侵的天堂》以新世界的发现开篇，历数旧世界古印第安文明培育肥沃土地的方法、对自然和消耗的看法及可持续性问题，甚至解释了被世人诟病的“人吃人”现象。若从生态角度解释，阿兹特克人同类相食的习惯可以被理解为“非常生态高效的处理尸体方式”，这源于他们的宇宙观而非出于饥饿，他们认为人与动物在“灵”上是平等的，因此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既可以用来祭祀，也可以当作食物，一来吃人能补充自身所需蛋白质，二来还可以迅速清除掉因人祭导致的尸体泛滥。如今的我们当然难以理解阿兹特克人血腥的人祭行为，而在阿兹特克人看来，将人祭所制造的成千上万具尸体吃掉，无疑是一种高效的处理方式。
马利亚贝奇亚诺手抄本中展示的阿茲特克人祭场面若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节点，拉丁美洲历史可被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段。总体而言，1492年前，印第安人成功地塑造了美洲印第安文化，在其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对自然的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1492年后，印第安文明遭到了欧洲殖民者的毁灭。此时的美洲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伊比利亚殖民者的到来打开了新世界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仅文化上孕育出种族大熔炉的拉美文明，生态上更是带来自然物种的大融合。新种子、细菌和动植物在这里繁衍，旧世界与新世界的碰撞迸发出瘟疫、生物多样性和食物的极大丰富。如果说导致印第安人人口锐减的原因之一是西班牙人的血腥屠杀，那么使印第安文明彻底消亡的则是致命的细菌。来自旧世界的天花、流感、麻疹等细菌病毒成为征服者手中的利刃，给毫无免疫力的印第安文明造成了灭顶之灾，成为这场征服中“绝对的胜利者”。正是因为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死亡和欧洲移民的短缺，征服者开始向非洲寻求人力，也自此开启了美洲大陆、非洲大陆乃至亚欧大陆相互融合的历史篇章。
美洲民族因为征服者的入侵而深受伤害，美洲的自然界却因本土人口减少而获得喘息之机。随着美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凋敝，自然生态得以恢复：耕地变回草地和森林，野生动物数量有所回升。不过，那些伴随文明进步而发展的物种如棕榈、果树和土著驯养的狗、羊驼等动物却因缺少人类的帮助而减少。欧洲食草动物随即被引入并迅速繁殖，它们改变并融合了美洲原有物种，影响了广大地区物种种类及分布。与人类疾病爆发导致人口锐减不同，微生物无法跨越物种屏障将疾病传播给其他动植物，由此本地物种与其他地区物种的邂逅丰富了美洲的生物多样性，从而实现了“哥伦布大交换”的构想。得益于热带得天独厚的每年复种作物的种植优势，食物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甚至远超当时人的生活需求，美洲成为“农业天堂”。欧洲殖民者的确带给印第安人战争和瘟疫，但从农业角度而言，殖民者在征服他们之后又间接带来更加丰富的食物，也为印第安人人口持续恢复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征服带来的新物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重塑了美洲的自然面貌，相比之下，人类则需要更久时间去建城定居，可见“影响了新世界大部分变化的是自然，而非文化”。
原始迷思下的掠夺与生存
欧洲人视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大陆为一片蛮荒之地，越是将其描绘为未被玷污的荒野和人烟稀少的生态和谐之地，似乎越能够使他们对美洲的占有和殖民显得有理有据，这种“原始迷思”似乎也让征服更加正义化。然而，欧洲人横渡大洋、跨越险阻来到美洲，并非要像在欧洲生活一样定居于此，而是希望能够征服美洲，从而以胜利者之姿，成为新世界里拥有特权的贵族。于是，他们在美洲不断寻找有交易价值的商品，同时淘汰那些当地土著的稀有贡品，因为这些东西不为欧洲人所喜。在大发现五十余年后，他们最终找到了白银和甘蔗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它们也像野草和细菌一样重塑了美洲地貌，尤其当殖民者只把殖民地看作快速致富的手段而非永久定居的家园时，这种消耗破坏了当地生态的可持续性。
殖民时期的巴西种植园以甘蔗为核心的糖产业是耗费资源最多的农业生产方式之一，为收集木材破坏的森林远远超过种植园，殖民时期的巴西因建立糖厂而荒芜的岛屿不胜枚举，森林资源接二连三遭到破坏。被更多欧洲国家侵占的加勒比海地区也步巴西后尘，不断兴起的糖业让岛屿的森林遭到砍伐，土壤遭雨水冲刷、生物物种骤减；同一时期，因哥伦布大交换带动的船舶贸易使得商业全球化，欧洲也“先后与非洲、印度、美洲和中国建立起商业联系”，但文明发展总是以自然为代价，船舶业需要的大量木材引发了另一波森林砍伐；对白银等矿产资源的开采不仅破坏自然资源，还损害印第安矿工和居民的身体健康。虽然深知银加工会破坏森林、会导致工人汞中毒并污染生活用水，但对殖民者而言，“白银比印第安人的生命更重要”，为了致富，他们不择手段。正因如此，殖民者才会为了获得黄金和钻石，不惜大动干戈焚烧森林，农牧场主也跟随淘金者，以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不过，白银和糖业虽给美洲带来累累伤痕，但由于地理范围有限、殖民人口稀少及殖民主义商业限制等因素，美洲的自然环境在历史夹缝中求得了些许生机。人类因贪欲和利益破坏了自然，也因维护自身利益而间接保护了自然。为了控制殖民地，伊比利亚国王限制其他国家的公民移民至其属地和从事贸易的权利，还为了获得专属利益垄断特定殖民地的经济活动。这样不仅使欧洲商品可以不断供应到美洲，美洲生产的商品也因缺乏竞争者得以持续高价卖出。由此，殖民地的经济机会减少，环境恶化反被缓解，“人类的贪婪就解放了自然而不是破坏了自然”。葡萄牙对巴西木、钻石和鲸油的垄断便是因殖民者的贪婪减少了对美洲自然掠夺的例证。如果说殖民时期国王和土地所有者的贪婪限制了殖民地产品的生产，从而间接地保护了自然，那么独立后的拉美各国因陆续摆脱了殖民地经济限制和垄断，踏上了物质繁荣的道路，各国领袖热衷于自由经济理念和国家工业发展，放弃了几十年来保护生态的努力，自然受破坏的程度超过了殖民时期。
独立后，拉美各个新兴共和国同时面临种族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的桎梏。种族决定论者认为，拉美国家的混血种族“比他们愚昧的祖先更不具备文化发展的能力”，需要白人来施加“文明教化”；而环境决定论者认为“自然比种族更能决定人类文化的成功”，是拉美的自然气候导致了拉美文化的野蛮、颓废，而生活在拉美的原住民也是劣等民族。这两种缺乏证据的理论本质上都是对拉美的偏见和歧视，虽然不断受到有理有据的驳斥，但遗毒至今犹存，例如，种族决定论就被用来为拉美所存在的利益分配不公提供辩护——“优等种族”理应比“劣等种族”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不过，环境决定论虽是荒谬之谈，自然环境也的确塑造了拉美文明。热带气候既给拉美带来了如丰富物种和文化融合的利，又带来了如疾病、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弊。举例而言，疟疾、黄热病等疾病在热带的传播一发不可收拾，它们曾协助西班牙人毁灭了十六世纪的印第安帝国，也帮助拉美各国在独立对抗欧洲敌人，之后几个世纪的长存则持续损害着热带文明，使得人均寿命缩减、人口增长率降低。直到二十世纪，人们才真正了解疾病的危害，也找到了防治措施。无独有偶，疾病也在植物群中蔓延，最典型的为橡胶南美叶疫病菌和香蕉叶斑病。正是因为在南美更易传播的叶疫病菌，亚马逊橡胶种植园的产量一直不如东南亚。也正是出于躲避香蕉叶斑病的目的，联合果品公司不断开发破坏加勒比国家的原始森林，留下一片又一片荒漠化的土地。而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是阻碍拉美文化进步的一大障碍，除了带来人员伤亡、打击农业外，还对历经几个世纪方才形成的文明构架和基础设施造成巨大损害，然而，拉美人并没有因为自然灾害选择迁徙，而是在共同的灾难记忆中凝练出团结的精神，或许出于对土地的依恋和财产的依赖，他们选择在几经损毁的土地上重建自己的家园。
雄起的文化是给自然挠的痒痒
如果说二十世纪前，人类文化还不足以抵挡自然，在拉美表现为文化受尽自然的侵袭和被自然压倒，那么二十世纪后，“文化开始一展雄风”，拉美人希冀通过文化景观而非自然景观在文明上获得认可。矿物燃料动力技术的发展让人们深信自身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带来了“对文化自身来说不可预见的代价”。
秘鲁的鸟粪对人类农业的贡献无与伦比，也因此引发了拉美规模最大的战争，影响了西半球的国际政治格局。它使人类走上现代农业之路，也导致人类大量使用肥料，并促进了除草剂、除虫剂的大量投入，不仅对动植物，甚至对人类都造成了危害；墨西哥城的大运河是由人类力量改造的世界最大的开放下水道，这项耗时四个世纪的工程在1900年完工时，人们还自豪于能够移走大山、开掘河流，殊不知如今它已成为无人问津的“巨型马桶”。不断累积的污染物渐渐让湖泊和运河为致病毒素所侵袭，人口死亡率有升无降，且运河最终也未能解决洪水和致病问题。排干湖水一来破坏了穷人生计、潜在地引发了墨西哥革命，二来导致了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下沉，印证了文化发展的自然代价；拉美崎岖的地形有利于水电站坝的建设，人们注意到这一优势后，便在依靠木材与煤炭供能的历史阶段后，将二十世纪推向了水力发电的时代。以巴拿马运河为例，拉美人已获得改道河流和在河上筑坝的能力，这种技术后来传播至世界其他水文工程，拉美也由此迎来了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筑坝潮。大坝为大都市发展提供动力，却带来了工业化污染，建坝截断河流并使其倒流，巴西圣保罗和库巴唐都成了工业化发展迅速但环境污染严重的城市。同时，筑坝牺牲了广阔而无价的土地，自然和人文景观被淹没，本土农业环境遭破坏，人们流离失所。人类决心用科技力量与自然抗衡，然而一个个惨痛的环境灾难表明，人类对自然的伤害终究会伤害到人类自身。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持久印记，对拉丁美洲，文明的成败取决于城市的可持续性，因此拉美也是“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与北美人喜欢寂静、热爱农田生活不同，喜欢热闹、钟情城市生活的拉美人则对住宅、建筑和广场抱有幻想，哪怕是城市中偏安一隅的贫民窟，他们也甘之如饴。随着二十世纪中期拉美人口持续增长，城市的增速更为迅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为了就业和生活涌入城市，很多拉美城市到二十世纪末瞬间发展为“人口超过三百万的大都市”。但快速城镇化带来的是住房拥挤、高失业率、城市垃圾这些新问题，尤其随着汽车的出现，引发了空气噪音污染和交通堵塞等城市环境危机，民众的身体健康也受到危害，在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笔下，墨西哥城曾是“最明净的地方”，如今已沦为“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墨西哥城上空的臭氧、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含量之高，使患呼吸系统疾病的市民数量高居世界首位。城市于是成了拉美最大的环境问题所在，“也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不断涌现的环境问题让拉美人逐渐对未来的生存问题感到忧心忡忡。而现代环保主义正是诞生于对发展本身的警惕和忧虑。相较于西方，拉美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较晚，科技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对环境的关注也较为滞后。拉美人从迫于生计，无暇顾及生态环境，到发现环境面临危机，再到发现美洲自然风貌不复从前，方才如梦初醒，着眼于自然生态的保护。拉美人一方面日益渴求物质平等，一方面又对家园生态破坏心怀不安，在环保主义的驱使之下，主流文化开始通过立法、限制和惩戒的社会方案减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期通过正确引导人类实践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墨西哥的拯救帝王蝶行动，还是哥斯达黎加动用四分之一国土建立国家公园，都表现了国家对生态保护的决心。在整个拉美，环保主义频繁见诸媒体报道，不仅成为公共和私人教育的组成部分，还成为“政治平台一个日益普遍的组成部分”，一些绿色政党就此出现。可以说，自二十世纪末以来，拉美人的自然生态保护意识完全被唤醒，并试图寻求一条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的平行共进之路。
当地时间2023年1月4日，墨西哥布拉沃山谷，黑脉金斑蝶聚集在保护区的灌木上。然而，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环保主义在拉美并非一帆风顺，也有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拉美各国频繁更迭的政府和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导致环保政策无法长期延续，许多地区历史上存在过的非民主政治体制和长期的贫困问题都阻碍了环保行动的发展。而且，拉美国家政府环保部门不够强大，往往缺乏实际行动，环保主义者还需要联合非政府组织进行活动。一旦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时，一些环保承诺往往会被轻易遗弃，显得苍白无力。如今一些国家“生态旅游”名号虽叫得响亮，但结果多不尽人意，在人类中心论为主导的环保主义驱使之下，所谓的“生态旅游”不仅难见经济效益，对自然也是一场浩劫。《被入侵的天堂》将一段段沉重的拉美环境史娓娓道来，以幽默口吻揶揄人类意欲主宰一切的行为。作者毫不掩饰地指出，“流行的环境保护主义仍是以人类为中心，大自然的优点几乎完全取决于人类价值体系”，然而，人们忽视了人类自身与人类文明都依存于自然的事实，面对灾害，再有力的文化回击也不过是给自然挠痒痒。相较于自然，人类既脆弱又渺小。由此，人类应当思考自身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拉美人要想为自己营造一个新的热带家园，无论是让拉美文明还是人类文明长久地延续，都需要与自然更加和谐地共存，这一切也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改变。
令人欣慰的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为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终极目标，可以牺牲人类利益以达到更好的生态平衡的愿望。或许，只要还有人相信“地球上依然存在天堂”，就会有蕴藏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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